第229章 兴亡都是百姓苦
第229章兴亡都是百姓苦
朱文祯追击张献忠残部、左子雄亲率主力最终攻破衡州城、抓获尹先民何一德,这些事儿看似没什么好赘述的,但实际上也花了不少时间。
从七月中旬一直拖延到七月下旬,才算是初步搞定。
至于把在湘南追击战中得到的金银财宝全部收拢归档、进一步对衡州等地进行安民抚慰、剿灭逃散的散兵游勇……这些工作,整个七月末都做不完,或许会拖到八月份。
好在沈树人已经提前对自己能得到多少金银珠宝,心中大致有个数了,所以损益评估方面的工作,他倒是可以趁着攻破衡州后这几天,立刻就开始核算起来。
沈树人看似拿到了价值一千二百万两的财物,可是其中至少有两三百万两,是比较难变现的,都是以艺术品、古董、字画这种形态存在,可能需要半年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去慢慢销脏。否则一下子投入市面太多,肯定会价格崩盘贬值,可能连一半的估值都变现不了。
这也很符合常理,那些藩王也好,巨富也好,被抄家的时候,抄出来的怎么可能只有金银财宝?大部分贵族享乐趣味到了一定程度,肯定是要投资艺术品字画的。
藩王的家产中,有两成的艺术品,比例并不算高。
而他们被灭门之后,张献忠也知道这些东西可能值钱,所以没直接毁了烧了,好歹选择了抢走。只可惜流贼没文化,不会评估,最后意识到有需要突围的风险时,也不会把这些东西优先带在身边,只带了金银珠宝,这才留给了沈树人。
所以,沈树人能直接马上用的硬通货,也就九百多万两了。
这笔钱的构成,大约是两成的黄金、三成的白银、两成的绸缎等纺织品和其他硬通的民用物资,两成的铜钱,外加几十万石粮食。
而铜钱的折算,当然是按照明末的实际官价,大约750~770枚铜钱折抵一两银子。这次缴获的两百多万贯铜钱,实际上才十五六亿枚而已。
明末因为白银的输入,连铜钱都开始出现相对的紧俏短缺了,所以从万历初期开始,早就维持不住一千枚铜钱换一两银子的官方汇兑牌价了,万历朝后期已经跌破到八百多枚铜钱换一两银,天启崇祯进一步跌到七百多换一两。
而相比于沈树人的收益,这几个月的血战,开支同样巨大。
沈树人麾下直接动用的部队就达到了五六万人,这些人打仗期间的军饷、赏赐,肯定会比和平训练时高好几倍。
平时一个士兵每月二两的开支,如今五两都打不住。出现斩获赏赐或者是受伤战死抚恤,那就一下子十两到几十两出去了。
火器兵因为弹药的巨量消耗,更是每月能耗银二十两以上,毕竟一场战斗下来,几斤重的铅弹、火药打出去,就能值不少钱了。
细算下来,两个多月的血战,五万人累计花费军饷、赏赐八十多万两。战死四千余人,负伤者累计一万多,抚恤一共达到了九十多万,还有二十几万两的医疗开支、二十多万的营养费。
不考虑武器装备和战马的损毁,直接军事开支总额就达到了二百一十万两。
而沈树人一共有八万多部队(算上黄得功和刘国能),留守后方的三万人,这段时间任务也会加重,还要经常巡防,待遇也会相应提高一点,只是没有一线部队那么明显。两三个月的军饷军粮后勤一切开支,也有三十万两。
跟前面作战部队的二百一十万相加,沈树人整个崇祯十五年秋季的军费开支,达到了二百四十万。
缴获的九百多万,一下子就被用掉了四分之一,剩下四分之三才能算是毛利。
而这部分毛利,也不可能是沈树人独吞,他既要拿出一部分来扩军、继续搞经济、恢复生产、攀科技升级军备……
也要拿出一小部分,打点各方关系,平息朝廷的看法,让他在崇祯死前最后一年半的官场之路走得更顺畅,不但不被人喷割据,还要追求更多的“进步”机会,把自己“大明忠良”的正义招牌,一直坚持打到崇祯死为之。
这些事情,都是需要巨量的银子开道的。
……
沈树人原本打算在衡州处理平定地方,一直到八月初。
然树欲静而风不止,外面的世界显然不会放任他一直和张献忠1V1的。
早在七月二十八这天,几条意外的消息,就逼得沈树人不得不移动办公,先把一部分部队北撤回去休整,并且处理一些其他方向上的意外情况。
第一个意外情况,就是刘文秀的部队,在从常德府西撤、试图跟孙可望合流、再找义父张献忠会合的过程中。因为在施州卫南部、永顺宣慰司大部分地区,跟当地苗人土人土司爆发了新的冲突。
导致一部分刘文秀部的士兵被打散,重新进入常德境内肆虐。同时有几个被刘文秀孙可望打崩的苗人部族土司,也因为避敌流窜,进入了常德境内。
沈树人考虑到常德府虽然已经被屠戮祸害得不成样子了,但迟迟不彻底收复、平定,也有损朝廷的体面。
既然南边衡州、永州、宝庆都安定了,也是时候回师把常德彻底肃清一下。
于是沈树人就带了一万五千人的部队,第一批从衡州班师北上,在八月初五回到长沙,初九抵达常德,然后花了几天把刘文秀被打散的散兵游勇激战,又灭了几个流窜的苗人土司,大约中秋节之前,把常德的秩序恢复了。
光复常德之后,沈树人才第一次切实了解了常德的情况有多惨。
这儿今年秋收都未必能收上太多粮食,因为整个六七两个月,当地人都没法生产,光顾着逃亡了。虽然夏粮收割之后,秋粮倒是播种了下去,但基本上也就只做了一个播种的动作。后续除草施肥灌溉基本上没人忙活,完全是摆烂自然生长,灌溉全靠天下雨。
好在崇祯十五年洞庭湖周边倒是没有旱灾,反而是有些地方有洪涝,雨水很多。这种情况下,对于自然生长的庄稼,倒是一个好消息,最后估计勉强每亩地能收回来几十斤粮食吧,一百斤肯定是别指望了。
而当地人口已经被张献忠屠杀得非常惨烈,这点粮食也足够本地幸存下来的人吃了,好歹不用从其他府调运粮食。沈树人立刻吩咐调集手下民政官劝农恢复生产,争取在秋收前的最后一个多月,抢时间该施肥施肥、该除草除草,尽量多挽救一点收成。
因为战时身边没随军带内政型文官,第一时间这些内政事务沈树人也只好交给幕僚顾炎武去办。
顾炎武民政水平不太高,不过日常统计梳理工作还是能胜任的,稍微干了两天后,就把常德府尤其是武陵周边数县的情况统计回来了。
沈树人看了顾炎武拿来的情况,也是大吃一惊:“今年常德府居然预估粮食完全能自给自足?还有得多余?
这都减产成这样了还能多余这么多?那这常德府的屠城得惨到什么程度?这怕不是比长沙府杀得还惨吧。这又不是什么富庶之地,张献忠居然下如此毒手?”
顾炎武回来时,也是一脸悲愤。看东翁不信,他也是叹息着解释:
“谁说不是呢,学生初见时,也是觉得惨不忍睹。一来这常德府是张献忠当初复出后第一个攻破的府城,抓了不少青壮,杀了不少老弱。
二来么,这常德府乃是杨阁老老家,张献忠平生深恨杨阁老,可以说是他最仇恨的朝中督抚了。张献忠破武陵县后,下令阖府各县,凡是有姓杨的,全部诛绝灭门,鸡犬不留。
杨本来就是大姓之一,哪怕是别的府县,姓杨的人也少不了,到了这常德,既然是出了阁老的,杨阁老家自然是当地望族,十几个人里就有一个姓杨的。
张献忠还要连姻亲子女奴仆一起杀,几千号姓杨的人,最后足足杀了四万百姓。他麾下的流贼士卒还趁机扩大劫掠,因此全府一半以上人口都被杀了。”
沈树人听完后,在最初的震惊之余,也意识到这一切确实不是在黑张献忠,因为原本的《明史》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
原本的历史上,张献忠后来打到常德时,杨嗣昌本人已经死了,张献忠还愤恨没能在杨嗣昌活着的时候就杀光他的宗族、老家亲戚,没能让杨嗣昌亲耳听到这一切绝望,把他活活气死。
但张献忠确实是把常德府全府所有抓得到的姓杨的及其家人,屠族灭种杀了个干净,历史上他真就这么干的。
由此也可以看出,后世有些读《明史》时,非要说“张献忠偷袭襄阳杀襄王是为了陷害杨嗣昌,这种动机不可信,是士大夫在黑张献忠”的言辞,实在是不怎么站得住脚。
张献忠内心的动机或许确实难以找出铁证,但就凭他进了常德府,屠尽全府姓杨的,还不够证明他对杨嗣昌的仇恨之深么?
沈树人适应了这个噩耗之后,也不免联想到一点,对顾炎武叹道:“去年襄阳被破、襄王被杀之后,杨阁老就一度惴惴不安,如今病体已几乎不能理事。
此次吉王、荣王、桂王在湖广先后被杀,他作为六省督师,自然也有一定的罪责。哪怕可以把尹先民何一德送去问罪,依然无法彻底避免。
现在再听说自己故乡宗族被屠族灭种,我怕他定然是撑不过这个打击,不日就要……唉。”
沈树人已经意识到,杨嗣昌怕是真的命不久矣了,或许这就是历史的惯性吧。沈树人靠自己的蝴蝶效应,拉了杨嗣昌一把,让他延命了一年半,估计这也是极限了,肯定延不到两年。
好在杨嗣昌也会感激他,但愿临死之前能再发挥最后的余热,再推沈树人高升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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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文祯追击张献忠残部、左子雄亲率主力最终攻破衡州城、抓获尹先民何一德,这些事儿看似没什么好赘述的,但实际上也花了不少时间。
从七月中旬一直拖延到七月下旬,才算是初步搞定。
至于把在湘南追击战中得到的金银财宝全部收拢归档、进一步对衡州等地进行安民抚慰、剿灭逃散的散兵游勇……这些工作,整个七月末都做不完,或许会拖到八月份。
好在沈树人已经提前对自己能得到多少金银珠宝,心中大致有个数了,所以损益评估方面的工作,他倒是可以趁着攻破衡州后这几天,立刻就开始核算起来。
沈树人看似拿到了价值一千二百万两的财物,可是其中至少有两三百万两,是比较难变现的,都是以艺术品、古董、字画这种形态存在,可能需要半年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去慢慢销脏。否则一下子投入市面太多,肯定会价格崩盘贬值,可能连一半的估值都变现不了。
这也很符合常理,那些藩王也好,巨富也好,被抄家的时候,抄出来的怎么可能只有金银财宝?大部分贵族享乐趣味到了一定程度,肯定是要投资艺术品字画的。
藩王的家产中,有两成的艺术品,比例并不算高。
而他们被灭门之后,张献忠也知道这些东西可能值钱,所以没直接毁了烧了,好歹选择了抢走。只可惜流贼没文化,不会评估,最后意识到有需要突围的风险时,也不会把这些东西优先带在身边,只带了金银珠宝,这才留给了沈树人。
所以,沈树人能直接马上用的硬通货,也就九百多万两了。
这笔钱的构成,大约是两成的黄金、三成的白银、两成的绸缎等纺织品和其他硬通的民用物资,两成的铜钱,外加几十万石粮食。
而铜钱的折算,当然是按照明末的实际官价,大约750~770枚铜钱折抵一两银子。这次缴获的两百多万贯铜钱,实际上才十五六亿枚而已。
明末因为白银的输入,连铜钱都开始出现相对的紧俏短缺了,所以从万历初期开始,早就维持不住一千枚铜钱换一两银子的官方汇兑牌价了,万历朝后期已经跌破到八百多枚铜钱换一两银,天启崇祯进一步跌到七百多换一两。
而相比于沈树人的收益,这几个月的血战,开支同样巨大。
沈树人麾下直接动用的部队就达到了五六万人,这些人打仗期间的军饷、赏赐,肯定会比和平训练时高好几倍。
平时一个士兵每月二两的开支,如今五两都打不住。出现斩获赏赐或者是受伤战死抚恤,那就一下子十两到几十两出去了。
火器兵因为弹药的巨量消耗,更是每月能耗银二十两以上,毕竟一场战斗下来,几斤重的铅弹、火药打出去,就能值不少钱了。
细算下来,两个多月的血战,五万人累计花费军饷、赏赐八十多万两。战死四千余人,负伤者累计一万多,抚恤一共达到了九十多万,还有二十几万两的医疗开支、二十多万的营养费。
不考虑武器装备和战马的损毁,直接军事开支总额就达到了二百一十万两。
而沈树人一共有八万多部队(算上黄得功和刘国能),留守后方的三万人,这段时间任务也会加重,还要经常巡防,待遇也会相应提高一点,只是没有一线部队那么明显。两三个月的军饷军粮后勤一切开支,也有三十万两。
跟前面作战部队的二百一十万相加,沈树人整个崇祯十五年秋季的军费开支,达到了二百四十万。
缴获的九百多万,一下子就被用掉了四分之一,剩下四分之三才能算是毛利。
而这部分毛利,也不可能是沈树人独吞,他既要拿出一部分来扩军、继续搞经济、恢复生产、攀科技升级军备……
也要拿出一小部分,打点各方关系,平息朝廷的看法,让他在崇祯死前最后一年半的官场之路走得更顺畅,不但不被人喷割据,还要追求更多的“进步”机会,把自己“大明忠良”的正义招牌,一直坚持打到崇祯死为之。
这些事情,都是需要巨量的银子开道的。
……
沈树人原本打算在衡州处理平定地方,一直到八月初。
然树欲静而风不止,外面的世界显然不会放任他一直和张献忠1V1的。
早在七月二十八这天,几条意外的消息,就逼得沈树人不得不移动办公,先把一部分部队北撤回去休整,并且处理一些其他方向上的意外情况。
第一个意外情况,就是刘文秀的部队,在从常德府西撤、试图跟孙可望合流、再找义父张献忠会合的过程中。因为在施州卫南部、永顺宣慰司大部分地区,跟当地苗人土人土司爆发了新的冲突。
导致一部分刘文秀部的士兵被打散,重新进入常德境内肆虐。同时有几个被刘文秀孙可望打崩的苗人部族土司,也因为避敌流窜,进入了常德境内。
沈树人考虑到常德府虽然已经被屠戮祸害得不成样子了,但迟迟不彻底收复、平定,也有损朝廷的体面。
既然南边衡州、永州、宝庆都安定了,也是时候回师把常德彻底肃清一下。
于是沈树人就带了一万五千人的部队,第一批从衡州班师北上,在八月初五回到长沙,初九抵达常德,然后花了几天把刘文秀被打散的散兵游勇激战,又灭了几个流窜的苗人土司,大约中秋节之前,把常德的秩序恢复了。
光复常德之后,沈树人才第一次切实了解了常德的情况有多惨。
这儿今年秋收都未必能收上太多粮食,因为整个六七两个月,当地人都没法生产,光顾着逃亡了。虽然夏粮收割之后,秋粮倒是播种了下去,但基本上也就只做了一个播种的动作。后续除草施肥灌溉基本上没人忙活,完全是摆烂自然生长,灌溉全靠天下雨。
好在崇祯十五年洞庭湖周边倒是没有旱灾,反而是有些地方有洪涝,雨水很多。这种情况下,对于自然生长的庄稼,倒是一个好消息,最后估计勉强每亩地能收回来几十斤粮食吧,一百斤肯定是别指望了。
而当地人口已经被张献忠屠杀得非常惨烈,这点粮食也足够本地幸存下来的人吃了,好歹不用从其他府调运粮食。沈树人立刻吩咐调集手下民政官劝农恢复生产,争取在秋收前的最后一个多月,抢时间该施肥施肥、该除草除草,尽量多挽救一点收成。
因为战时身边没随军带内政型文官,第一时间这些内政事务沈树人也只好交给幕僚顾炎武去办。
顾炎武民政水平不太高,不过日常统计梳理工作还是能胜任的,稍微干了两天后,就把常德府尤其是武陵周边数县的情况统计回来了。
沈树人看了顾炎武拿来的情况,也是大吃一惊:“今年常德府居然预估粮食完全能自给自足?还有得多余?
这都减产成这样了还能多余这么多?那这常德府的屠城得惨到什么程度?这怕不是比长沙府杀得还惨吧。这又不是什么富庶之地,张献忠居然下如此毒手?”
顾炎武回来时,也是一脸悲愤。看东翁不信,他也是叹息着解释:
“谁说不是呢,学生初见时,也是觉得惨不忍睹。一来这常德府是张献忠当初复出后第一个攻破的府城,抓了不少青壮,杀了不少老弱。
二来么,这常德府乃是杨阁老老家,张献忠平生深恨杨阁老,可以说是他最仇恨的朝中督抚了。张献忠破武陵县后,下令阖府各县,凡是有姓杨的,全部诛绝灭门,鸡犬不留。
杨本来就是大姓之一,哪怕是别的府县,姓杨的人也少不了,到了这常德,既然是出了阁老的,杨阁老家自然是当地望族,十几个人里就有一个姓杨的。
张献忠还要连姻亲子女奴仆一起杀,几千号姓杨的人,最后足足杀了四万百姓。他麾下的流贼士卒还趁机扩大劫掠,因此全府一半以上人口都被杀了。”
沈树人听完后,在最初的震惊之余,也意识到这一切确实不是在黑张献忠,因为原本的《明史》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
原本的历史上,张献忠后来打到常德时,杨嗣昌本人已经死了,张献忠还愤恨没能在杨嗣昌活着的时候就杀光他的宗族、老家亲戚,没能让杨嗣昌亲耳听到这一切绝望,把他活活气死。
但张献忠确实是把常德府全府所有抓得到的姓杨的及其家人,屠族灭种杀了个干净,历史上他真就这么干的。
由此也可以看出,后世有些读《明史》时,非要说“张献忠偷袭襄阳杀襄王是为了陷害杨嗣昌,这种动机不可信,是士大夫在黑张献忠”的言辞,实在是不怎么站得住脚。
张献忠内心的动机或许确实难以找出铁证,但就凭他进了常德府,屠尽全府姓杨的,还不够证明他对杨嗣昌的仇恨之深么?
沈树人适应了这个噩耗之后,也不免联想到一点,对顾炎武叹道:“去年襄阳被破、襄王被杀之后,杨阁老就一度惴惴不安,如今病体已几乎不能理事。
此次吉王、荣王、桂王在湖广先后被杀,他作为六省督师,自然也有一定的罪责。哪怕可以把尹先民何一德送去问罪,依然无法彻底避免。
现在再听说自己故乡宗族被屠族灭种,我怕他定然是撑不过这个打击,不日就要……唉。”
沈树人已经意识到,杨嗣昌怕是真的命不久矣了,或许这就是历史的惯性吧。沈树人靠自己的蝴蝶效应,拉了杨嗣昌一把,让他延命了一年半,估计这也是极限了,肯定延不到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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