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四百一十五)狂人成“神”之路
(四百一十五)狂人成“神”之路
(四百一十五)狂人成“神”之路
此时,在另一间屋子里,杨朔铭不动声色的看了一眼墙上的监视器屏幕,又看了看腕上的手表。
不一会儿,杨兆国走了进来。
“你确定,那些药物会对他们起作用?”杨朔铭看着小儿子一副淡然的样子,问道。
“明天一早,等他们醒过来,还需要再对他们做点什么,才能让他们忘记这里的一切。”杨兆国答道。
“你打算用什么把他们送走?”杨朔铭看着屏幕当中的三个人,问道。
“飞机。”杨兆国看了看父亲,又看了看桌子上摆的一架机头朝天垂直竖在那里的怪飞机,轻声说道,“等他们再次醒来,会发现自己在尼泊尔。”
杨朔铭的目光随着儿子落在了那架银光闪闪的小飞机模型上,他走到桌前,拿起了那架小飞机,拨弄了一下机头的两个螺旋桨和宽大尾翼上的几个小轮子,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之色。
他手中的这架小飞机,竟然是一架可以垂直起降的飞机。
看到这架小飞机,杨朔铭的眼前突然又闪现出了那个腰挎双枪英姿飒飒的俏丽身影。
“母亲还好吗?”杨兆国忽然问道。
“她很好,她很想念你,一直想要来这里看看你。”杨朔铭点了点头,目光仍然停留在小飞机上,“我怕她的寒症发作,就没让她来。”
“母亲喜欢飞机,这种飞机就要装备部队了,但我不希望她开这种飞机。”杨兆国说道,“起飞的时候还行,降落的时候太危险了。”
“我会告诉她的,只是她未必肯听我的。”杨朔铭看着儿子,似乎是用劝说的口气说道,“还是你去和她说吧。”
杨兆国摇了摇头,没有回答。
“你不能总呆在自己的世界里。”杨朔铭说道,“你不能把自己封闭在这里,你得保持和外界的接触才行……”
“您所说的外界,难道不是您自己的世界吗?”杨兆国笑了笑,反问道,“从我的世界,到您的世界,有什么区别吗?”
杨朔铭叹了口气,有些郁闷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“我还是说点能让您高兴的事情吧。”杨兆国给父亲倒了一杯奶茶,“我前一阵子去过四川的一个城市,”他指了指杨朔铭手中的垂直起降飞机模型,“我们几个是开着这种飞机去的……”
听了儿子的讲述,杨朔铭吓了一跳,手里的小飞机不由自主的掉落了下来,杨兆国一只手托着咖啡杯,蹲下身子,一只手闪电般的伸出,接住了小飞机。
“你讲的这是让我高兴的事吗?”杨朔铭接过儿子手中的咖啡杯,苦笑了一声,问道。
“您听我把话说完,我在那里碰到有人在当街喊冤,就打听了一下,”杨兆国说道,“这个人的女儿生得很美,一位‘官二代’追求她不成,用火点着了她的衣服,把她烧成了重伤,还毁了容,而那个‘官二代’因为家里的关系,却没有得到任何惩罚。我们几个知道了很生气,有人想要私下去做了那个‘官二代’,替那个毁容女孩出气,但被我阻止了。”
“噢?这可不太象你啊。”杨朔铭看着儿子,揶揄了他一句。
“我和大家说,我们先记下这件事,如果真的没有人秉公执法的话,我们再出手也不迟。后来,听说高级法院重新审理了这个案子,将那个‘官二代’判处了死刑,并且在一个月后执刑了。”
“是这样啊。你确定死的是行凶者本人吗?不是有人冒名顶替的?”
“我查过,不是。”
“你和我说这件事,是什么意思?最高法院判得太重?”
“不是,应当判死刑,因为那个‘官二代’行凶时属于故意杀人,而且眼睁睁看着女孩挣扎不实施救助,如有自首和救肋行为的话,是可以减刑的。但他没有那么做,说明他只想要对方死,并且是出于一种‘我得不到,别人也不能得到’的卑劣心理。而且事后他还让家人做伪证,隐瞒真实年龄,以求免死。而真相大白后,最高法院依法判处他死刑是合理合法的。”
“那你想告诉我什么?”杨朔铭有些不解地看着儿子,问道。
“我是想说,你所建立的,已经不再是‘乌托邦’了。”杨兆国说道。
“什么意思?”
“一个正常的社会,民众在受到了冤屈后,应该有申诉的渠道,国家也应该有行之有效的纠错机制。这件事表明,你以前常常梦想建立的那个‘乌托邦’,已经向现实迈近了一大步。”
“我早就说过,我想建立的,可不是什么‘乌托邦’。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地方。”杨朔铭看着儿子说道,“我要中国真正告别‘猴山’社会,这些仅仅是开始。”
“我记得,是您告诉我,说凡是承诺给人们带来‘天堂’的,最后建立的,全都是‘地狱’。”杨兆国迎上了父亲咄咄逼人的目光,“就象苏联那样的国家,不是吗?”
“真正的民主国家,不是天堂。”杨朔铭笑了笑,说道,“当然,也不会是地狱。”
“所以我宁愿还是呆在我的世界里。”杨兆国说道,“虽然这个世界的建立,有您和母亲的功劳。”
“闹了半天在这里等着我呢。”杨朔铭叹息了一声,摇了摇头,“看来我又白来一趟了。”
“您要是这么说,我会难过的。”杨兆国微微一笑,说道。
“我今天晚上就走。”杨朔铭说道,“还有许多地方要去看看,战争恐怕不久就要开始了,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。你的研究,需要什么的话,直接给我打电话好了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杨兆国点了点头,“我在这里一切都好,让母亲不用挂念,等方便的时候,我会去看她的。”
“好,我会告诉她的。”杨朔铭想起了唐九妹那幽怨的眼神,苦笑了一声。
父子二人沉默了一会儿,杨朔铭来到了阳台上,杨兆国跟在了他的身后。
杨朔铭向远处的山谷望去,此时,山谷中到处都是点点的灯光,远处的山峰上的高塔塔顶突然闪过阵阵电光,紧接着山谷中的灯光瞬间变得亮了起来,映照出一座梦幻之城的清晰轮廓。
湖南,长沙。
此时,在一间地下室里,正进行着一场不为人知的密谋。
“他的飞行路线已经确定了,我们可以在这里截击他的飞艇。”
“他的飞艇肯定是有战斗机护航的。”
“不要紧,我们已经弄到了最新式的‘林枭’垂直起降战斗机,可以在密林之内起飞,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飞机,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”
“太好了!这一次他死定了!”
“利用战斗机是打他乘座的飞艇是一方面,我们还应该有补充计划才行。”
“我们联系上了袍哥会的人,他们有很多高手,和我们一起行动,如果飞艇被击落时他跳伞,我们就在密林里等着他。”
“很好!同志们!这一次,我们一定要把北洋军阀政fu的幕后黑手干掉!”
“同志们!让我们喊几句口号吧!”
“共有主义万岁!”
“中国共有党万岁!”
“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!”
在会议结束,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散去之后,只剩下了一个留着“农村会计头”的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桌前沉思。
“你不会想到,是我要杀了你。”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,自言自语的说着。
“等了这么多年,终于可以动手干掉你了。”
“你再聪明绝顶,也不会知道,我为什么要杀你。”
他好容易才从兴奋状态当中恢复了过来,他站起身,取过厚厚的一叠纸,一张一张的用打火机点燃后,放进了一个铁筒里。
红红的火光中,映衬出一张因为得意而变得狰狞的脸。
此时的他,不由自主的回想起了自己的“光辉历程”。
记得那是1911年的春天,他来到了长沙,那时正是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。表面看去,照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描述,长沙“简直就是个中世纪的城市,只能走轿子和人力车”。但这里不仅充满新思想,新风气,而且酝酿着共和革命的风潮。
尽管清廷宣布立宪,革命党人却一心要推翻帝制,说满族是外国人,应该驱逐。报刊杂志此时已数不胜数,他们利用这个条件鼓吹革命,还组织社团,发动了好几起武装起义。
17岁的他此时第一次看到报纸。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反清派别的观点,立即表示赞同。按当时的时尚,他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,这是他首次发表政见。象许多学生一样,他剪了辫子,并跟朋友一道挥舞剪刀强行剪掉别人的辫子。
这年夏天,长沙格外闷热,学生们比天气更热烈的辩论怎样推翻皇上。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后,有人把身上的长衫脱了一丢,大叫:“快习兵操,准备打仗!”
10月,邻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发了辛亥革命。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,中华民国在1912年的第一天成立。2月,末代皇帝溥仪退位。握有兵权的袁世凯替下作临时总统不到两个月的孙中山,次年就任大总统。而在袁世凯死后,位于北京的中央政fu控制松懈,中国出现了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。
新生的中华民国带给年轻的他的,是无数崭新机会。工业、商业、法律、管理、教育、新闻、文化,还有军事,可做的事层出不穷。他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。他先参了军,但出操听口令不是他喜欢做的事,更不用说到城外挑水做饭给长官泡茶。他于是雇了个挑夫帮他挑水。几个月后,他干脆退了伍,决定再回去上学。那时报上满是新鲜动人的广告,好些使他动心,一个是警官学校,一个是法律学校,还有个专教人怎样制造肥皂,使他发了作肥皂制造家的奇想。他最后挑了省立第一中学,但只在那里待了半年。他觉得不如自修,于是天天去省立图书馆,一待就是一整天。他第一次读到外国名著的译本,这些书把他的脑子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。
但他的父亲要他上学,否则拒绝供给他钱,19岁的他只好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。当时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,是那时中国致力于教育的结果。
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,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,长沙人管它叫“洋楼”。教室很洋气,漂亮的地板,窗上装有玻璃。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,鼓励他们自由思想,组织不同的学会。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fu主义的、国家主义的、马克思主义的。马克思的画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里。对读报上了瘾的他已在报章上见过“社惠主义”这个词,在这里他又第一次听说了“共有主义”。那时,中国是真正的“百花齐放”。
象全世界的学生一样,他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,有时沿湘江漫步,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,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。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,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,熄灯的钟声响了,他们置之不顾。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,一转悠就是一个月。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,供他们吃住,他们以写门联报答。
一次高谈阔论中,他主张将唐宋以后的文集诗集,焚诸一炉。这是他第一次提到烧书。当时,这话并不离奇,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,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,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。国家有必要存在吗?家庭呢?婚姻呢?私有财产呢?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,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。
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,他形成了他的道德观。24岁时,他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《伦理学原理》中译本上,作了大量批注。在这些批注里,他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。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。
他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:“我”高于一切。他这样写道:
“道德之价值,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,吾不以为然。”
“吾人欲自尽其性,自完其心,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。世界固有人有物,然皆因我而有。”
他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。义务与责任他概不承认,“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,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。”
“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,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,吾概不负责焉。既往吾不知,未来吾不知,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。”
“吾自欲遂行也,向谁负责任?”
对他来说,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。身后名“非吾之所喜悦,以其属之后来,非吾躬与之现实也。”
“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。”他完全不屑于追求“流芳千古”。
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。他却认为:“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,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。”
“二者原为一物,吾人各种之动作,固处处须冲动,处处系冲动之所驱,良心之明,亦处处承认之。”他的观点中,“良心”只是为他的“冲动”服务的工具。
泡尔生说:“毋杀人,毋盗窃,毋欺诬,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。”他不以为然,认为:“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,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。”照他的意思,人不干这些坏事,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,要是干了不受惩罚,那就要干。
他性格的另一个中心是“‘破’字当头”,他说对中国“吾意必须再造之,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”,而且“国家如此,民族亦然,人类亦然。”“宇宙之毁也亦然……吾人甚盼望其毁,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,岂不愈于旧宇宙耶?”
即使是现在,他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。也就是说,年仅24岁的他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。当然,在1918年,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。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,有人评价他“资质俊秀若此,殊为难得”,但他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。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。当他发出征友启事,张贴在长沙部分学校时,应召的只有几个。他跟朋友成立“新民学会”时,他虽然活跃,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。
那时的他要找份象样的工作都很困难。1918年6月,他从师范学校毕业。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。象他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,勤工俭学。那时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,正需要劳工。
当劳工不是他想干的事。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,而他不擅长语言,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。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,他也曾想去俄国,但他怎么也发不好俄文生字表的音,别的学生都笑话他,他就生气了。结果,他既没有去法国,也没有去俄国。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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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百一十五)狂人成“神”之路
此时,在另一间屋子里,杨朔铭不动声色的看了一眼墙上的监视器屏幕,又看了看腕上的手表。
不一会儿,杨兆国走了进来。
“你确定,那些药物会对他们起作用?”杨朔铭看着小儿子一副淡然的样子,问道。
“明天一早,等他们醒过来,还需要再对他们做点什么,才能让他们忘记这里的一切。”杨兆国答道。
“你打算用什么把他们送走?”杨朔铭看着屏幕当中的三个人,问道。
“飞机。”杨兆国看了看父亲,又看了看桌子上摆的一架机头朝天垂直竖在那里的怪飞机,轻声说道,“等他们再次醒来,会发现自己在尼泊尔。”
杨朔铭的目光随着儿子落在了那架银光闪闪的小飞机模型上,他走到桌前,拿起了那架小飞机,拨弄了一下机头的两个螺旋桨和宽大尾翼上的几个小轮子,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之色。
他手中的这架小飞机,竟然是一架可以垂直起降的飞机。
看到这架小飞机,杨朔铭的眼前突然又闪现出了那个腰挎双枪英姿飒飒的俏丽身影。
“母亲还好吗?”杨兆国忽然问道。
“她很好,她很想念你,一直想要来这里看看你。”杨朔铭点了点头,目光仍然停留在小飞机上,“我怕她的寒症发作,就没让她来。”
“母亲喜欢飞机,这种飞机就要装备部队了,但我不希望她开这种飞机。”杨兆国说道,“起飞的时候还行,降落的时候太危险了。”
“我会告诉她的,只是她未必肯听我的。”杨朔铭看着儿子,似乎是用劝说的口气说道,“还是你去和她说吧。”
杨兆国摇了摇头,没有回答。
“你不能总呆在自己的世界里。”杨朔铭说道,“你不能把自己封闭在这里,你得保持和外界的接触才行……”
“您所说的外界,难道不是您自己的世界吗?”杨兆国笑了笑,反问道,“从我的世界,到您的世界,有什么区别吗?”
杨朔铭叹了口气,有些郁闷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“我还是说点能让您高兴的事情吧。”杨兆国给父亲倒了一杯奶茶,“我前一阵子去过四川的一个城市,”他指了指杨朔铭手中的垂直起降飞机模型,“我们几个是开着这种飞机去的……”
听了儿子的讲述,杨朔铭吓了一跳,手里的小飞机不由自主的掉落了下来,杨兆国一只手托着咖啡杯,蹲下身子,一只手闪电般的伸出,接住了小飞机。
“你讲的这是让我高兴的事吗?”杨朔铭接过儿子手中的咖啡杯,苦笑了一声,问道。
“您听我把话说完,我在那里碰到有人在当街喊冤,就打听了一下,”杨兆国说道,“这个人的女儿生得很美,一位‘官二代’追求她不成,用火点着了她的衣服,把她烧成了重伤,还毁了容,而那个‘官二代’因为家里的关系,却没有得到任何惩罚。我们几个知道了很生气,有人想要私下去做了那个‘官二代’,替那个毁容女孩出气,但被我阻止了。”
“噢?这可不太象你啊。”杨朔铭看着儿子,揶揄了他一句。
“我和大家说,我们先记下这件事,如果真的没有人秉公执法的话,我们再出手也不迟。后来,听说高级法院重新审理了这个案子,将那个‘官二代’判处了死刑,并且在一个月后执刑了。”
“是这样啊。你确定死的是行凶者本人吗?不是有人冒名顶替的?”
“我查过,不是。”
“你和我说这件事,是什么意思?最高法院判得太重?”
“不是,应当判死刑,因为那个‘官二代’行凶时属于故意杀人,而且眼睁睁看着女孩挣扎不实施救助,如有自首和救肋行为的话,是可以减刑的。但他没有那么做,说明他只想要对方死,并且是出于一种‘我得不到,别人也不能得到’的卑劣心理。而且事后他还让家人做伪证,隐瞒真实年龄,以求免死。而真相大白后,最高法院依法判处他死刑是合理合法的。”
“那你想告诉我什么?”杨朔铭有些不解地看着儿子,问道。
“我是想说,你所建立的,已经不再是‘乌托邦’了。”杨兆国说道。
“什么意思?”
“一个正常的社会,民众在受到了冤屈后,应该有申诉的渠道,国家也应该有行之有效的纠错机制。这件事表明,你以前常常梦想建立的那个‘乌托邦’,已经向现实迈近了一大步。”
“我早就说过,我想建立的,可不是什么‘乌托邦’。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地方。”杨朔铭看着儿子说道,“我要中国真正告别‘猴山’社会,这些仅仅是开始。”
“我记得,是您告诉我,说凡是承诺给人们带来‘天堂’的,最后建立的,全都是‘地狱’。”杨兆国迎上了父亲咄咄逼人的目光,“就象苏联那样的国家,不是吗?”
“真正的民主国家,不是天堂。”杨朔铭笑了笑,说道,“当然,也不会是地狱。”
“所以我宁愿还是呆在我的世界里。”杨兆国说道,“虽然这个世界的建立,有您和母亲的功劳。”
“闹了半天在这里等着我呢。”杨朔铭叹息了一声,摇了摇头,“看来我又白来一趟了。”
“您要是这么说,我会难过的。”杨兆国微微一笑,说道。
“我今天晚上就走。”杨朔铭说道,“还有许多地方要去看看,战争恐怕不久就要开始了,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。你的研究,需要什么的话,直接给我打电话好了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杨兆国点了点头,“我在这里一切都好,让母亲不用挂念,等方便的时候,我会去看她的。”
“好,我会告诉她的。”杨朔铭想起了唐九妹那幽怨的眼神,苦笑了一声。
父子二人沉默了一会儿,杨朔铭来到了阳台上,杨兆国跟在了他的身后。
杨朔铭向远处的山谷望去,此时,山谷中到处都是点点的灯光,远处的山峰上的高塔塔顶突然闪过阵阵电光,紧接着山谷中的灯光瞬间变得亮了起来,映照出一座梦幻之城的清晰轮廓。
湖南,长沙。
此时,在一间地下室里,正进行着一场不为人知的密谋。
“他的飞行路线已经确定了,我们可以在这里截击他的飞艇。”
“他的飞艇肯定是有战斗机护航的。”
“不要紧,我们已经弄到了最新式的‘林枭’垂直起降战斗机,可以在密林之内起飞,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飞机,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”
“太好了!这一次他死定了!”
“利用战斗机是打他乘座的飞艇是一方面,我们还应该有补充计划才行。”
“我们联系上了袍哥会的人,他们有很多高手,和我们一起行动,如果飞艇被击落时他跳伞,我们就在密林里等着他。”
“很好!同志们!这一次,我们一定要把北洋军阀政fu的幕后黑手干掉!”
“同志们!让我们喊几句口号吧!”
“共有主义万岁!”
“中国共有党万岁!”
“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!”
在会议结束,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散去之后,只剩下了一个留着“农村会计头”的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桌前沉思。
“你不会想到,是我要杀了你。”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,自言自语的说着。
“等了这么多年,终于可以动手干掉你了。”
“你再聪明绝顶,也不会知道,我为什么要杀你。”
他好容易才从兴奋状态当中恢复了过来,他站起身,取过厚厚的一叠纸,一张一张的用打火机点燃后,放进了一个铁筒里。
红红的火光中,映衬出一张因为得意而变得狰狞的脸。
此时的他,不由自主的回想起了自己的“光辉历程”。
记得那是1911年的春天,他来到了长沙,那时正是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。表面看去,照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描述,长沙“简直就是个中世纪的城市,只能走轿子和人力车”。但这里不仅充满新思想,新风气,而且酝酿着共和革命的风潮。
尽管清廷宣布立宪,革命党人却一心要推翻帝制,说满族是外国人,应该驱逐。报刊杂志此时已数不胜数,他们利用这个条件鼓吹革命,还组织社团,发动了好几起武装起义。
17岁的他此时第一次看到报纸。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反清派别的观点,立即表示赞同。按当时的时尚,他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,这是他首次发表政见。象许多学生一样,他剪了辫子,并跟朋友一道挥舞剪刀强行剪掉别人的辫子。
这年夏天,长沙格外闷热,学生们比天气更热烈的辩论怎样推翻皇上。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后,有人把身上的长衫脱了一丢,大叫:“快习兵操,准备打仗!”
10月,邻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发了辛亥革命。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,中华民国在1912年的第一天成立。2月,末代皇帝溥仪退位。握有兵权的袁世凯替下作临时总统不到两个月的孙中山,次年就任大总统。而在袁世凯死后,位于北京的中央政fu控制松懈,中国出现了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。
新生的中华民国带给年轻的他的,是无数崭新机会。工业、商业、法律、管理、教育、新闻、文化,还有军事,可做的事层出不穷。他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。他先参了军,但出操听口令不是他喜欢做的事,更不用说到城外挑水做饭给长官泡茶。他于是雇了个挑夫帮他挑水。几个月后,他干脆退了伍,决定再回去上学。那时报上满是新鲜动人的广告,好些使他动心,一个是警官学校,一个是法律学校,还有个专教人怎样制造肥皂,使他发了作肥皂制造家的奇想。他最后挑了省立第一中学,但只在那里待了半年。他觉得不如自修,于是天天去省立图书馆,一待就是一整天。他第一次读到外国名著的译本,这些书把他的脑子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。
但他的父亲要他上学,否则拒绝供给他钱,19岁的他只好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。当时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,是那时中国致力于教育的结果。
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,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,长沙人管它叫“洋楼”。教室很洋气,漂亮的地板,窗上装有玻璃。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,鼓励他们自由思想,组织不同的学会。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fu主义的、国家主义的、马克思主义的。马克思的画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里。对读报上了瘾的他已在报章上见过“社惠主义”这个词,在这里他又第一次听说了“共有主义”。那时,中国是真正的“百花齐放”。
象全世界的学生一样,他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,有时沿湘江漫步,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,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。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,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,熄灯的钟声响了,他们置之不顾。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,一转悠就是一个月。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,供他们吃住,他们以写门联报答。
一次高谈阔论中,他主张将唐宋以后的文集诗集,焚诸一炉。这是他第一次提到烧书。当时,这话并不离奇,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,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,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。国家有必要存在吗?家庭呢?婚姻呢?私有财产呢?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,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。
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,他形成了他的道德观。24岁时,他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《伦理学原理》中译本上,作了大量批注。在这些批注里,他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。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。
他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:“我”高于一切。他这样写道:
“道德之价值,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,吾不以为然。”
“吾人欲自尽其性,自完其心,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。世界固有人有物,然皆因我而有。”
他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。义务与责任他概不承认,“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,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。”
“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,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,吾概不负责焉。既往吾不知,未来吾不知,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。”
“吾自欲遂行也,向谁负责任?”
对他来说,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。身后名“非吾之所喜悦,以其属之后来,非吾躬与之现实也。”
“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。”他完全不屑于追求“流芳千古”。
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。他却认为:“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,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。”
“二者原为一物,吾人各种之动作,固处处须冲动,处处系冲动之所驱,良心之明,亦处处承认之。”他的观点中,“良心”只是为他的“冲动”服务的工具。
泡尔生说:“毋杀人,毋盗窃,毋欺诬,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。”他不以为然,认为:“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,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。”照他的意思,人不干这些坏事,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,要是干了不受惩罚,那就要干。
他性格的另一个中心是“‘破’字当头”,他说对中国“吾意必须再造之,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”,而且“国家如此,民族亦然,人类亦然。”“宇宙之毁也亦然……吾人甚盼望其毁,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,岂不愈于旧宇宙耶?”
即使是现在,他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。也就是说,年仅24岁的他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。当然,在1918年,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。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,有人评价他“资质俊秀若此,殊为难得”,但他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。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。当他发出征友启事,张贴在长沙部分学校时,应召的只有几个。他跟朋友成立“新民学会”时,他虽然活跃,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。
那时的他要找份象样的工作都很困难。1918年6月,他从师范学校毕业。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。象他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,勤工俭学。那时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,正需要劳工。
当劳工不是他想干的事。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,而他不擅长语言,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。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,他也曾想去俄国,但他怎么也发不好俄文生字表的音,别的学生都笑话他,他就生气了。结果,他既没有去法国,也没有去俄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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